蒙医药学从何而来？本文系统追溯蒙医文献的六大来源：蒙古本土（《饮膳正要》《蒙古秘史》等）、古印度（《医经八支》）、藏医（《四部医典》）、中医（阴阳学说、脉诊）、阿拉伯医学及现代西医。文章还介绍了蒙医文献的现代应用——500余种常用药材、103种处方体系、震脑术与放血疗法等传统疗术，以及新剂型研发进展。文章指出，蒙医与中医并非单向输入，而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互动关系，这种开放包容的特质正是蒙医药学生生不息的根源。
1986年，我国翻译整理并出版了蒙医古籍经典著作86部[1,2]；1996年，《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分卷》出版发行；2009年，从内蒙古自治区蒙医药博物馆馆藏的1680部文献中精选148部代表性著作，汇编出版《馆藏古籍文献图解》[3]。这些蒙医文献信息已实现可视化表达[4]。上述工作对蒙医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本文系统梳理了这些文献的内容来源，并介绍了当前的应用现状。
一、蒙医文献的来源
（一）来源于蒙古本土的内容
《内经·异法方宜论》记载：“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地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炳。故灸炳者，亦从北方来[5]。”《三国志·魏志》提到北方鲜卑人“知以艾灸，烧石自熨[6]。”以上两处记载被视为蒙医火灸疗法的早期渊源。
西藏著名医学家《宇妥传》中记录了蒙古传统刺血疗法。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宫廷设“掌饮膳太医四人”，专司饮食营养卫生研究。饮膳太医忽思慧于1330年编著《饮膳正要》，凡三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营养学专著[7]。《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中，有用烧红铁烙治流血伤口、以酸马奶救治大出血昏厥患者的记载[8]。《史集》中载有若干闻名于世的蒙古药剂名称[9]。中医典籍《千金要方》收录有“匈奴露宿丸”。
13世纪以后形成了古蒙医学派，继承了上述北方地区传统医疗经验，尤其擅长骨伤科和饮食疗法。17世纪著名正骨医师觉罗·伊桑阿、外科医生及正骨医师淖尔济·墨尔根等人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带有蒙古传统萨满教色彩[10]。18世纪，涌现出众多蒙古族医学家，编写了大量注解和补充《四部医典》的著作及其他医著，对蒙医学发展贡献卓著。由蒙古族医学家所著医古典籍达22部，形成了近代蒙医学派[11]，吸收了周边民族医学理论，并结合蒙古地区特点及民间疗法。
从西医理论视角分析：蒙医的“赫依”具有生理功能的含义；“协日”（或希拉）具有能量代谢及调节功能的含义；“巴达干”具有神经组织及其功能的含义；“七素”有“脏腑”“组织”或“器官”的含义；五元学说接近于中医“五行”概念。
（二）来源于古印度的文献
明末清初，古印度《医经八支》（Astangahardaya samhita）经藏医传入蒙古，为古蒙医学派引入新的学术思想，也为近代蒙医学派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古代印度医学理论早在14世纪已随佛教著作《金光明经》，经由畏兀儿、印度两条途径传入蒙古，引起了当时蒙医的广泛关注，对已形成的传统蒙医药临床理论起到了进一步丰富和系统化的促进作用[12]。
（三）来源于藏医的文献
8世纪，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组织各方医学人才研讨医学问题，编撰了《四部医典》。18世纪，《四部医典》被译成蒙文，并在北京刻版印行。古代蒙医药吸收了藏医学理论，形成了近代蒙医学派[13]，将病因分为六种——在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基础上，增加了血病、黄水和虫病，合称“六基”。值得注意的是，中医在传统上没有“神经组织”的概念，而蒙医学已认识到神经组织的存在，称之为“白脉”，体现了蒙医学理论在当时较为先进的解剖学认知水平。
（四）来源于中医的文献
辽代中医著作《脉诀针灸书》被译介后引入藏医。中医在5世纪前已传入印度，对印度脉学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传统蒙医药有机吸收了古印度脉学与藏医脉学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丰富、发挥创新，发展成为独特的蒙医脉诊学体系[14]。蒙医学直接引入了汉族的阴阳学说。许多药材在蒙医和中医中同时应用，这类药材习称“中蒙药交叉品种”。蒙医对这些药效的认识可能参考了中药的药效，但由于各自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不同，对同类药物的认识和应用也存在差异[15]。在常用103种蒙药处方中，出现频率最高的15种为蒙药与中药交叉使用品种[16]。
（五）来源于阿拉伯医学等
12世纪，阿拉伯医学及意大利医学经验开始传入蒙古地区。蒙古族也同时受到维吾尔医学的影响，而维吾尔医学与阿拉伯医学有相通之处。蒙医从中吸收了适合本地区与民族特点的医疗经验，丰富了古代蒙医药的内容[17]。
（六）来源于西医
目前蒙医临床工作实行双轨制：在西医诊断的前提下，同时进行蒙医诊断，并选择性采用蒙医或西医治疗。以2010年呼和浩特市中蒙医院业务收入为例，蒙医占25%，西医占8%。当前蒙医的临床管理模式已不同于近代蒙医，可称之为“现代蒙医”。
二、蒙医文献的现代应用
目前应用于临床的蒙医传统疗术包括蒙药、震脑术、放血疗法、针刺疗法、蒙药药浴等。常用蒙药材500余种，专用260种。药材来源分布为：内蒙古自治区及青海高原自采蒙药约占40%，中药材占30%，藏药材占10%，进口药材占20%[18]。在蒙药研发方面，已以蒙医药方为原型研制出多种新药；运用现代技术研究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血药浓度、毒理及疗效；增加了单药或单方的新适应症；在传统剂型基础上发展了注射液、口服液、冲剂、滴丸、胶囊剂、片剂等新剂型；提取蒙药有效成分、扩大药用部位、开展野生药物引种驯化种植[19]。
常用蒙药处方103种，表明近代蒙医辨证论治体系已可将疾病至少分为103种以上证型，分别以不同蒙药处方施治[20]，这一数量反映了蒙医学的高度发达。这些证型涉及常见西医内科、外科、皮肤科慢性病20余种，以及妇科、儿科等多种疾病[21]。近十年来，蒙医药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全区共有中蒙医药人员4777人，其中蒙医人员4019人，蒙药人员758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180人（占3.77%），中级职称895人（占18.74%）[22]。
一些流行于局部地区的民间蒙医治疗术已被发掘整理[23]；蒙药资源的合理利用已逐步实现[24]；蒙医学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也已取得了长足进步[25-26]。
三、讨论
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创制蒙古文字之前，蒙医专著文献缺如。但从其他民族文献的零星记载中可以得知，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在2000多年前就已存在医疗活动，由此推测，在元代以前，古蒙医学派的医疗技术传承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以及中医等，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宇妥传》记载：8世纪编撰《四部医典》时，曾邀请八国名医参与讨论，形成藏医理论体系，其中包含“蒙古医人那力善达日巴之道老年医疗一支”。这表明古蒙医学派曾被引入藏医体系。16世纪藏医再传入蒙古，形成了新蒙医学派。可见，蒙医初始阶段即已形成独立的医学体系，并在与各民族医学的相互学习与借鉴中螺旋式上升，不断发展。
中医曾引入北方少数民族的医学成果，而蒙医亦引入了中医的阴阳概念；中医脉诊辗转被蒙医吸收应用。这充分说明，蒙医与中医并非单向输入关系，而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互动关系。